推荐国学典籍

国学资讯内容页广告

您当前位置:首页 > 国学资源 > 集部

诗品

发布: 2011-4-1 | 作者: admin | 查看:

       《诗品》的作者是钟嵘,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。

  《诗品》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。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,计上品十一人,中品三十九人,下品七十二人。在《诗品序》里,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:“故诗有三义焉,一曰兴,二曰比,三曰赋。文已尽而意有馀,兴也;因物喻志,比也;直书其事,寓言写物,赋也。宏斯三义,酌而用之,干之以风力,润之以丹采,使味之者无极,闻之者动心,是诗之至也。若专用比兴,患在意深,意深则词踬。若但用赋体,患在意浮,意浮则文散,嬉成流移,文无止泊,有芜漫之累矣。”从这一段话来看,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,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。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,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。
 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。他在序里说:“若乃经国文符,应资博古;撰德驳奏,宜穷往烈。至乎吟咏情性,亦何贵于用事?”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“古今胜语,多非补假,皆由直寻”。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、谢庄影响而形成的“文章殆同书抄”的风气。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,在《事类篇》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“才为盟主,学为辅佐”,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。不过钟嵘是论诗,刘勰是兼论文笔,包括钟嵘所说的“经国文符”、“撰德驳奏”各种文体,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。
 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。他说:“余谓文制,本须讽读。不可蹇碍。但令清浊通流,口吻调利,斯为足矣。至平上去入,余病未能;蜂腰鹤膝,闾里已具。”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,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,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,钟嵘批评他们“襞积细微,专相陵架。故使文多拘忌,伤其真美”。这是完全正确的。但是,钟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、讲格律,就未免有点“因噎废食”了。刘勰在《声律篇》里是积极主张文章要讲究声律的,他并且对应用声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难易的关键作了扼要的分析。
 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,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。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:一是论赋比兴,例如说阮籍的诗“言在耳目之内,情寄八荒之表”;说左思诗“得讽谕之致”;说张华诗“兴托不奇”,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。二是论风骨和词采,例如说曹植诗“骨气奇高,词采华茂”;说刘桢诗“真骨凌霜,高风跨俗,但气过其文,雕润恨少”;说张协诗“雄于潘岳,靡于太冲”,“词采葱倩,音韵铿锵”;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。三是重视诗味,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“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”,又说诗应该使人“味之者无极,闻之者动心”,反对东晋玄言诗的“淡乎寡味”。论诗人的时候,他又说张协诗“使人味之衅衅不倦”;应璩诗“华靡可味”。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,在序里他曾经摘引“思君如流水”,“高台多悲风”等名句,称为“胜语”;论谢灵运诗,称其“名章迥句,处处间起”;论谢朓诗,称其“奇章秀句,往往警遒”;论曹操诗也说他“甚有悲凉之句”;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。除以上四点以外,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,例如评范云、丘迟诗说:“范诗清便宛转,如流风回雪;丘诗点缀映媚,如落花依草。”用语非常新鲜贴切。
  钟嵘论诗也有一定的历史观念。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,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,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,与刘勰《明诗篇》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。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,总是指出其“源出”某人,虽然有认流为源的原则错误,但前人的影响也不容否认。在这方面,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论点。例如他认为陆机、谢灵运“其源出于陈思”,颜延年“其源出于陆机”;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,陶潜诗“又协左思风力”等等,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,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。但是,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,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。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。他说曹植诗出于国风,阮籍诗出于小雅,就是很显明的例子。他说王粲、曹丕诗出于李陵,嵇康诗出于曹丕,陶潜诗出于应璩,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据。至于说“仗清刚之气”的刘琨的诗出于“文秀而质羸”的王粲,更显然有些自相矛盾。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,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。他对建安诗人所继承的传统缺乏正确判断,正和这一点有密切关系。
  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,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。他品评诗人,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,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。所以,他就把“才高词赡,举体华美”的陆机称为“太康之英”,放在左思之上;把“才高词盛,富艳难踪”的谢灵运称为“元嘉之雄”,放在陶潜、鲍照之上。在划分等级的时候,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,把陶潜、鲍照列为中品。这些地方,显然和他序中所说的风力与丹采并重的观点并不符合。他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,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“争价一句之奇”的倾向,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